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你们是一家支付公司，因为国内竞争激烈，便寻求出海，与一家海外持牌支付机构合作，开展跨境支付与技术服务。在这个模式下，商户资质审核由该国本地平台完成，你们只对接支付机构，并按照合同收取服务费。
合作持续了两三年，一切看似合规稳健。但某天，国内警方突然介入，将公司全体员工以涉嫌帮信罪抓捕，并扣押近千万收入作为“违法所得”。
让人困惑的是：本案并没有所谓“被害人报案”，本案已经案发两年多，但海外合作的支付机构也仍在当地正常经营。
这原本是一个难以定罪的案件，却在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后，被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为由移送法院。地点还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某二线城市。
这个案例值得所有计划或已经出海的支付服务提供商、游戏公司、Web3项目团队高度重视，它戳中了很多老板的常见误区：
只要业务出海，就不受中国法律约束；
只要面向海外市场、不接触中国用户，就不会有国内刑事风险。
今天，就结合这个案例，聊聊企业出海过程中的刑事法律风险与防范。
I 本文作者：邵诗巍律师
1
案件介绍：支付公司出海合作持牌机构，却被罚没千万
前段时间，该案的公司负责人找到我，说这个案子马上一审就要判了，希望能委托我代理本案的二审（为保护隐私，相关内容已做修改）。
通过与当事人的沟通，我了解到，司法机关指控公司为海外赌博网站提供支付结算服务，因此涉嫌帮信罪，对此，我询问了几个关键事实：
问：既然你们公司是和海外当地支付公司合作的，那相关商户你们是否审核过？
答：我们只是作为技术提供方，海外支付公司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商户信息都是由他们审核。
问：你们合作的该海外支付平台的资质信息？
答：是海外持牌支付机构。他们一直都在持续正常经营中。
问：他们是否会和涉赌平台合作？
答：他们合作的商户近百个，具体我们也记不清，我们没有商户名单，他们不是我们的客户，如果有，他们也是和当地持牌合规运营的博彩平台合作。
问：本案公安是否掌握他们合作的商户名单？是否对该支付机构进行过询问，调查？针对他们指控的你们与涉赌平台合作，他们做了哪些取证工作？
答：都没有。他们只是怀疑，开庭的时候检察官也一直说他是“怀疑”、“推测”。
经过与当事人近2个小时的沟通，我认为这起案件的“证据链”并不完整，但公司依然被定性为涉嫌帮信罪。
说实话，虽说本人经手的案子大大小小也有上百起了，但这个案子依然让我感慨：一个原本合法的海外业务，却因为司法机关的主观推定，演变成刑事指控。
帮信罪在刑法中属于轻罪，最高三年。但这个案件一审居然开庭四次，审理已近一年，足以见得本案的争议之大。公司业务也因此直接停摆，当事人从资产千万跌到一无所有。站在他的立场，每一次开庭不仅是法律博弈，更是身心的折磨。
最终，我基于当事人核心诉求（鉴于当事人隐私，相关事实就不再披露）、本案的实际情况、以及现实司法环境的考量，为他提供了当下可以采取的相关行动等合理建议，但并不建议提起二审。二审不仅消耗巨大，达成其诉求的可能性也极低。本着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考虑，我最终没有接受代理。
但这个案例的意义已经超越案件本身。它提醒每一家计划出海发展的支付公司、游戏公司、Web3团队等从业人员：合规意识必须前置，否则一旦踩到红线，失去人身自由不说，公司和个人可能也会瞬间清零。
2
业务在海外，为何仍受中国法管辖？
在日常工作中，邵律师为游戏公司、Web3项目、支付服务提供商、加密资产交易平台等从业人员提供相关法律服务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总会被问到：
“业务已经在海外落地，还需要担心国内法律风险吗？”
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向国内用户和海外用户，风险差别到底有多大？”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先理解两个法律概念：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
属地管辖。
《刑法》第6条：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
如果公司的业务本身在国内就属于高风险，哪怕把服务器放到海外，只要老板和员工仍在境内，依然会被认定为“犯罪行为地在国内”，刑事风险难以避免。
属人管辖。
《刑法》第7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本法规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规定的最高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即便公司整体搬到海外、员工也在海外，但只要仍然是中国公民，就仍受中国法律约束。法条中的“可以不予追究”并不是豁免条款，司法机关依然可以选择追责。本文案例中，帮信罪虽是最高三年以下的轻罪，当事人仍被追究刑责，就证实了这一观点。
所以，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在海外开展业务，是否还需要防范国内法律风险？”答案显而易见，出海≠安全，企业不能只盯海外监管，而忽视中国法律的约束。
对于上述第二个问题，“如果业务在海外开展，面向国内用户和海外用户，风险等级上有什么不同？”
对于这个问题，每次当我询问咨询者，你们有没有面向国内用户开展业务？得到的答案经常是这样的：“我们是面向全球用户提供服务”，但其实，如果是这个回答，那么实际情况大多是，公司主要是面向中国大陆用户提供服务，且一般不做KYC（Know Your Customer，用户身份识别），所以也无法区分用户比例。
在这种情况下，在公司业务被国内定性为高风险行业的情况下（如涉赌、涉黄、虚拟货币交易），风险就会直线上升。
那如果服务只服务海外用户vs不加区分国内外用户，在风险等级上，对于公司来说，有什么不同呢？
在此前邵律师给Web3从业者分享的一场法律讲座当中，我曾经画过一张图：
如图所示，如果按照风险等级的高低排序，1＞2＞3＞4，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业务具属于刑法明文规定的涉嫌犯罪的类型（以涉赌犯罪为例，如德扑涉赌、区块链游戏涉赌、为博彩类平台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直面中国大陆用户提供服务的风险必然是要高于面向国人服务的，因为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活动时，还要考虑社会危害性、以及域外取证这些执法层面的现实问题。但是，风险较低并不等于风险为0。这也是本文案例涉案的原因。
可见，业务即使放在海外，也难以与中国法律完全切割。这正是本文案例的警示。对于正在筹划或已经出海的公司，更需要思考：除了盯着业务扩张，提前布局刑事风险合规防范，是非常必要的。
3
合规启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作为一名刑事律师，从我所代理的刑事案件的占比上来看，以企业类犯罪为主，大部分都是因公司的经营行为引发的刑事法律风险。但我看到的一个共性是：许多企业并非有意违法，而是一直以为公司是合法经营的。
但其实，公司经营业务的合法性与否，不仅仅是看法条就能判断的，更多的还是要结合司法实践当中的办案人员的实际执法现实。正如本文案例，如果公司能在业务开展期间，做好合规，这个结果未必是必然会发生的。
然而，现实是，大多数企业在风险真正降临前，很难意识到刑事合规的重要性。低概率事件看似遥远，但一旦发生，带来的不仅是经营受挫，更可能引发企业停摆、公司负责人及员工均被追究刑责。司法实践中，对同一事实的理解和定性也可能存在差异，这让企业的处境更加不可控。
正因如此，事前防范远比事后应对更具价值。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无数案件反复验证过的现实。
对于游戏公司、Web3项目、支付服务商、加密资产平台而言，跨境支付、资金流动、虚拟货币等领域本身就处在监管高风险区。如果选择出海，更需要在规划之初就将刑事合规纳入考量，把合规作为企业发展的“必需成本”，而不是可有可无的选项。这样，企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更稳健地走下去。
本文为邵诗巍律师的原创文章，仅代表本文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对特定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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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色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