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作者在从事纪检监察工作前曾供职于证券公司，同时是AFP（金融理财师）持证人员，结合数字货币投资热点及纪检监察工作实践，梳理了一些经验，供大家参考。
比特为何能成为行受贿的工具
比特币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2009年就已经诞生，在2021年3月，比特币创下近40万元人民币一个（BTC）的历史新高，成为近期投资界的热点。比特币共识机制来自于POW工作量证明，实际就是来自于计算机的算力，比特币被称为显卡杀手，原因在于显卡的GPU的浮点计算能力能够产生大量算力。挖掘比特币俗称“挖矿”，需要消耗巨大的电力资源。笔者所在内蒙古自治区一度是全球最大的挖矿地区之一，原因在于这里的电价成本相对较低，2021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发改委发布了《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征求意见稿)》要求，严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并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要求2021年4月底前全部退出。
投资者对于比特币趋之若鹜，表面上是追求投资价值，而对于使用它们的人来说，比特币最大的价值在于支付价值，比特币利用Point to Point（点对点）进行传输，完全实现了支付去中心化，更为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比特币基于密码学的设计可以使比特币只能被真实地拥有者转移或支付，除此以外比特币还存在匿名性的特点，任何人都可以生产、购买、转移或收取比特币，并且在流转过程中三方人员无法辨认用户身份信息。
在传统的行受贿案件中，监察机关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存取款凭证、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寻找线索、固定证据，但是在针对比特币方面，传统的工作方式几乎没有任何用武之地。比特币可以进行冷储存，即离线储存特币地址和私钥，简言之就是把比特币装在在硬盘、U盘、手机内存、储存卡当中随身携带，带到任何地方，这种方式给不法分子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例如A某受贿比特币10个，他将比特币存放在自己的手机内存当中，出境时可以逃避众多检查，轻松带着违法所得离境，当然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发送地址和私钥也是可行的。通过比特币转移违法所得，不仅可以规避监管机构的监督，更可以省去大量的洗钱步骤，是一种具备高度危害性，高度隐蔽的资金隐匿手段。
目前来看比特币已大量运用到黑市交易当中，为毒品犯罪、洗钱犯罪、地下军火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也是存在案例的。2021年3月，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人民银行19日联合发布6起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其中有一起利用比特币跨境洗钱案，案情显示，2018年11月3日，上海警方对陈某波以涉嫌集资诈骗罪立案侦查，涉案金额1200余万元(人民币，下同)，陈某波潜逃境外。陈某枝系陈某波前妻，按照陈某波指示，将陈某波用非法集资款购买的车辆以90余万元的低价出售，随后将卖车钱款全部转账给比特币“矿工”换取比特币密钥，将密钥发送给陈某波，供其在境外兑换使用。由此可见比特币是一个快捷高效的洗钱手段，同时对于行受贿违法犯罪分子，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如何预防比特币成为行受贿工具
比特币在中国到底是不是合法的存在，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2013年12月3日，人民银行、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发布了第289号文件，即《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在第一条规定：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所以，作为虚拟商品的比特币，持有是不违法的，就像持有Q币、游戏币一样，但Q币、游戏币是一种可以无限发行的商品，同时在国际上也不可能被众多投资者认可，不具备稀缺性和跨境变现性，比特币则不然，在国际市场上，其可以随时变现，同时具有很强的保值性，从2009年至今，其价值已经上涨数万倍，在可以遇见的未来，比特币的保值性仍然稳定。
如何预防比特币成为行受贿工具，在我国范围内，首先要加强对“挖矿企业”和“矿工”的监管，在比特币“热储存”（在线流转）方面，我国政府先知先觉，在2013年就出台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当在电信管理机构备案。电信管理机构根据相关管理部门的认定和处罚意见，依法对违法比特币互联网站予以关闭。”
同时在《通知》的第四条还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当密切关注比特币及其他类似的具有匿名、跨境流通便利等特征的虚拟商品的动向及态势，认真研判洗钱风险，研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各分支机构应当将在辖区内依法设立并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机构纳入反洗钱监管，督促其加强反洗钱监测。
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应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对用户身份进行识别，要求用户使用实名注册，登记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
各金融机构、支付机构以及提供比特币登记、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如发现与比特币及其他虚拟商品相关的可疑交易，应当立即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并配合中国人民银行的反洗钱调查活动；对于发现使用比特币进行诈骗、赌博、洗钱等犯罪活动线索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由此可知，在我国境内，通过“热储存”方式流转比特币大概率是可以追溯交易人员的关联信息。
所以，预防“热储存”比特币行受贿的关键在于获取“终端信息源”，即获取绑定银行卡信息、支付平台账户信息，通过监控绑定的银行卡级三方支付工具，尤其是要注意跟与我国监管机构合作不是很深入的外资银行、apple pay、paypal等外资支付平台进行细致取证，同时要对被调查对象在各类比特币钱包如bither、imToken、bitpie的开户情况进行核实。
目前来看，比较棘手问题是数字货币的相互转化，高智商的洗钱犯罪行为通过不同类型的数字货币互转导致溯源信息出现大面积混沌，进一步导致追踪工作难度大幅上升，以数字货币钱包ATkoen为例，其支持高达19种数字货币的跨链互转，比特币最小单位为“聪”（satoshi），1聪=0.00000001BTC，利用分割的比特币与莱特币、以太坊等低市值数字货币进行跨链互转，按照排列组合的数学原理，将形成天文数字一样的信息配对。
信息追溯工作虽然具有很大难度，但并非不可实现，比特币的每一次流转信息都会记录在blockchain（区块链）当中，blockchain相当于“共同见证”，类似传统游戏麻将，每一个人的所出的牌面都会被其他三个人“共同见证”。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学者曾经利用比特币聚合和拆分所留下的数字化线索成功定位了20多万个比特币的地址。
综上所述，对于“热储存”的比特币行受贿问题，应当从源头疏堵，在日后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背景下，希望党员干部的个人事项报告希望应纳入数字货币持有情况申报等内容，监管机构的大数据平台也应该整合国内主流比特币等数字互联网服务商信息数据，同时与专业机构和人员建立合作。
对于比特币的“冷储存”，可以说是预防工作的盲区，我们只能通过最大程度检查被调查人的电子储存介质，如手机、U盘、光盘、电子储存卡、电子邮件、网盘角落未清除干净的日志残留，这些都可能成为突破的窗口。
如何处置涉及行受贿的比特币资产
如果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查获了涉及行受贿的比特币资产，如何对其认定，笔者通过参考证券和期货方面的案例，梳理了一些经验。
首先要对比特币等数字货币的价值进行认定，比特币行情每时每刻都在变动，如果以即时的公允价格来认定的话略有不妥，可以按照行受贿发生时间节点当天或附近区间比特币交易市场的日收盘价或结算价，亏损部分不单独评价，溢价部分按孳息处理。
其次，就是比特币的变现及冻结问题，比特币变现比较容易，通过前文所述的比特币钱包和huobi、OKEX、币安等交易机构，将比特币充值到交易所，然后在交易所出售，就可以完成变现，如果查获到行受贿比特币，建议在评估价值之后尽快变现，原因在于该市场波动剧烈。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人民银行早在2017年9月，已经明令禁止了代币发行融资（ICO），场内比特币交易也被叫停，所以国内比特币变现还需要进行“币币交易”，即将比特比兑换成USDT，再将USDT兑换成法定货币。另外比特币司法变现缺少法律依据和正规的渠道，在处理变现这类情况时需要做好保全和报备措施，希望相关监管机构在未来可以制定司法变现的实施细则，为具体操作提供法律依据。
比特币不能被冻结，原因在于比特币处于一个国际化的巨大交易平台当中，我们的“查冻扣”文书在此很难产生效力。
再次，就是比特币的抗辩问题，被调查对象收到比特币的行贿后，面对办案单位，可以产生抗辩理由，股票、债券、法定货币，这些都是特定机构发行的，被调查对象不能自己发行，比特币与此不同，它具有去中心的特征，任何人都可以发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购买“矿机”自行挖矿，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抗辩表示所得的比特币是自己“挖”出来的，不是受贿所得。这是在取证当中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可以通过让其提供软硬件采购资料，挖矿技术支持资料进行反证。
小 结
比特币的底层逻辑就是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技术是一项造福群众的技术，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共识信任等技术特性在扶贫、政策资金使用、公益资金监管中具有非常明显的作用，可以让公众迅速了解整个项目过程和参与人员信息，从技术层面上避免了了腐败和暗箱操作的问题，2017年5月，贵阳就上线了“区块链+精准扶贫”项目，实现了精准化、透明化的扶贫工作。
但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技术优势进行行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不仅背离了技术的初衷，更增大了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难度，增加了办案成本，更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损失。我们相信，随着制度和技术的不断完善，打击腐败的手段将更为先进，让腐败分子无处遁形。
白 斌
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纪委监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